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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:自學可成詩人 3/14/2019 11:49:10 PM

附錄2:陳新雄近體詩格律 3/14/2019 11:41:00 PM

附錄1:詩學的基本常識 3/14/2019 11:32:13 PM

第十章:詩的高妙與評詩 3/14/2019 11:27:42 PM

第八章:古今詩人的評析 3/14/2019 11:22:15 PM

第七章:詩人特質 3/14/2019 11:16:18 PM

第六章:好詩的構寫 3/14/2019 11:12:29 PM

第八章:古今詩人的評析

 

從端午節談到屈原

        今年(1995)五月報載,南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為南韓文化遺產,讓歷經文革後,向來漠視傳統節日的中國人,激起「無顏見列祖列宗」的文化危機感。為了避免傳統節日成為他國的文化遺產,大陸掀起一場端午保衛戰。筆者特為此文,細說端午,兼論我民族詩人代表屈原。

        我國傳統的夏曆,定五月五日為端午節。說起端午節,必然想起愛國詩人屆原來,又有人稱此日是詩人節。是否國家明令,還是民眾對屈原的崇敬,約定俗成?我沒有考究,向教育部一問就知道了。不管答案如何,國人把端午節和屈原拉在一起,成為民族的節日,已是很長遠的歷史了。至於為紀念屈原投汩羅江而死的日子,是否就是五月五日?史無可考,大概五月無疑。然我國曆法五月五日定為端午節,記節令的《提要錄》是這麼記載的:五月五日午時為「天中節」,「天中節」又稱「端午節」。我國曆法每天晝夜分十二個時辰,每個時辰佔兩個小時。午時乃在上午十一時起至下午一時止。一年之中,就只有五月五日午時稱為端午。根據《道書》的記載:「五月五日為『地臘五帝』校定生人官爵、血肉盛衰,紀錄長生。」地臘五帝應該是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五帝。如果從曆法這些記載看端午節這個節令,不是因為屈原投江紀念才有。如果投江的日子也剛好在五月五日,那是巧合,國人紀念忠良,順理成章和他拉在一起。屈原不但是一位殉國的忠臣,還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震古爍今的大詩人。中國稱為文化古國,有人稱為「詩國」,上下古今五千年的中國詩人代表,屈原信足當之而無愧。如果教育部以其逝世日定為詩人節,應該沒有人會反對。

        端午節民間有兩個節目:一為吃粽子,一作龍舟競渡。粽子即「角黍」,楚人恐屈原自沉為魚蝦吃掉,投「角黍」於江,使不食忠臣軀體。《荊楚紀》記:「五月競渡,俗為屈原沉汩羅日,故命舟拯之。」初時的競渡,只用輕便的小舟,後來發展到雕刻的龍舟,還配上鮮艷的彩筆,從楚地擴散及全國。這些年來,世界各地有華人的地方,有不少也時興起來。早幾年的香港、臺灣,還舉行世界性的國際龍舟錦標賽。

        從古籍的記載,傳統的夏曆曆法,在我國春秋時代已經大備了。端午節早比屈原的出現而存在,和屈原拉在一起,是國人對明君先聖的崇敬所致,不是因為屈原而設的。這裡所舉的「角黍」和龍舟,都與屈原之死有關,其實和我國農業社會的關係更大,特別是南方的楚地。時當春耕之後,在夏季收穫之前的空檔,農業社會趁這個休閒的時日,弄一些別具風味的食品應節,「角黍」便成時興,一經推廣,各地自有其風味,外表還保持原貌,但內外的材料因地制宜,例如:兩廣、福建產竹,裹粽都用竹葉,和楚地用艾葉不同。近年發展講究,有用荷葉的,有的還用鮮荷葉,而內容也改變得精緻了。廣東著名的「裹蒸粽」和臺灣近年名店的粽子,算是高檔名貴的食品,和《開元遺事》記載的「角黍」顯然大不同了;龍舟和過去的輕便小舟,也大不相同。楚地包括兩湖,那是千島之國,湖泊川河密集之地。五月潮漲水滿,天氣又溫暖,不寒不熱,實是游泳泛舟的好季節,所以農暇之餘競渡一番,恐怕也先屈原而存在的了,只是有了崇敬先賢,就更具號召而推廣起來。這種從考據而得的推論,應該不會遠離事實吧!

        次說屈原生於楚宣王廿七年(公元前三四三年)夏曆正月廿一日,終於楚頃襄王廿一年,享年六十五歲。但那一天投江?臺灣文源書局印行的《屈原賦選》所附的年表沒有記載,以楚人對他的崇敬,他的壯烈死諫震撼當時是可以想見的,應在五月無疑,但準確的日子就難說了。根據司馬遷的<屈原列傳>對他的事蹟記錄,以西漢距戰國初期為時不遠,加上司馬遷對歷史的使命感,應該是信史的列傳,記屈原的事蹟很詳細,層次按先後年代,從其先祖的家世說起,入仕由寵而衰的過程,以及屈原的性格思想與行為,寫得絲絲入扣,的確是一代作手。司馬遷這一位鐵面無私的史官,曾為李陵的遭遇鳴不平,連雄主漢武帝也不稍假辭飾,終於受腐(宮)刑之痛,還是秉筆直書漢武的寡恩,其他就可以想知了。因此,司馬遷對屈原的遭遇,對楚懷王及頃襄王的錯失,認為令屈原由絕望而致死的原因。司馬遷記楚懷王的昏庸,輕信讒言,舉證鑿鑿:第一、由上官大夫靳尚毀謗屈原,王遂疏遠,以後不復重用;第二、懷王聽寵姬鄭袖之言,將令他喪師割地的張儀放走;第三、頃襄王聽其弟子蘭和靳尚的進言,又將屈原流放,終於投江自沉。可知屈原身處在強秦壓境的時代,內有奸臣當道,而所事君主昏庸,內憂外患交迫之下,個人縱有才能,卻無法拯救國家。在流放生涯中老去,終於憂憤投江結束無可奈何的一生。

        司馬遷說他「博聞強記,明於治亂,嫻於辭令。」在敘事當中,前兩句都有交待,至於嫻於辭令,我們可以從屈原大量的著作中發現,他真可謂曠世的天才。他寫的<九歌><九章>,實開近體詩之先河。<離騷>之騷體開漢賦之濫觴;「天問」之意,在問天,借古人事蹟抒發他的愛與憎、怨憤與不平。總結歷代興亡的教訓,對楚王發出明確的警告,幾乎全用問句構成,形式非常奇特的章法,真是一代大作手。<離騷>是一首鋒芒畢露、震古爍今的政治長詩,在屈原優異的手法下,把抒情、敘事共冶一爐,嫻於辭令的天才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他從家世寫起,所經歷史,所受的排擠,令人讀之惻然;對忠君愛國的剖白,每因香草美人的景慕隱喻,也有直指其傷痛所在,令人同抱憂患。筆鋒所至,讀者隨著他的喜怒哀樂,有不能自主者。<離騷>畢竟是感時傷事的詩篇,司馬遷詮釋:「猶離憂也」。忠臣為小人構陷,致疏離其君,而憂君之不察,終有亡國之憂。因此,他對奸臣的指斥也率直而嚴厲,如:「眾皆競進以貪婪兮!憑不厭乎求索。羌內恕己以量人兮!各興心而嫉妒。」對貪婪無厭的朝臣,求索財利,彼此競逐,又以小人之心嫉忌賢良。「長太息以掩涕兮!哀民生之多艱。」「悔相道之不察兮!延佇乎吾將返。」他一方哀民生凋疲,而又自傷難以復職了。最後他以絕望做結論:「亂曰:已矣哉!國無人莫我知兮,又何懷乎故都!既莫足與美政兮,吾將彭咸之所居!」淺釋是:「算了吧!國無賢明之人知我,我又何必懷念故都!既不足與他們共修善政,我不如到地下去追隨彭、咸二位先賢吧!」這幾句話已明顯反映此時的詩人,有心和災難的祖國同歸於盡了。

從屈原的<離騷>,自述家世,可知他從小即得詩禮的薰陶,有先憂後樂的襟抱,致君堯舜,致國富強,做蒼生的霖雨,其志高而行潔。這些襟抱,正是屈原不容於上淫下荒的楚國當權社會,司馬遷寫<屈原列傳>,這種不合時宜的襟抱,難道屈原不知道嗎?其實他完全了解,<列傳>與漁父的問答可知。漁父問他:「為什麼被放逐?」屈原答:「舉世混濁而我獨清,眾人皆醉而我獨醒,是以見放!」漁父是個有學問的大隱士,說:「夫聖人者,不凝滯於物,而能與世推移….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?」可是屈原不同意,他說:「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者乎?又要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之溫蠖乎?」他在<九章>似自誓的拒絕同流合污:「故茶薺不同畝兮,蘭茞幽而獨芳。」他寧願投江,和忠臣的伍子胥為伴,也不願和那群小人追逐權勢和財物:「浮江而入海兮,從子胥而自適。」

        寫到這裡,就可知屈原的志行高潔了!他是不甘自污隨俗的人,他是拒絕鄉愿、拒絕「金玉其外,敗絮其中」的人,他是表裡一致的人。讀他的文字雖多憂傷怨憤,卻是理直氣壯的。他有完全的詩人氣節與情感,讀其文如聞其聲,如見其人,如知其心事。這一位不世出的詩人,何等令我們感動!

        治世與亂世,決定在人才是否適才適所,如果多數人的才位相符,自然社會安康,政局安定;否則,才智之士不能出頭,昏庸者在高位,天下那有不亂之理?我們生逢亂世,看到許多不合理社會現象,有能力的人受到嫉妒,受到毀謗和壓迫。看看今日兩岸各有各的困亂,和屈原時代的楚國,外困於強鄰,內困於貪腐。賢者不得其位;趨勢者雞犬升天,貪污橫行,司法徇私。我們紀念屈原,就是還他一個公道。哀哀吾土吾民,當政者應以史為鑑:體恤民情、重視國家安危!

 

《蘇曼殊─中國近代的拜倫》

        清末民初出了一位曠世天才詩人蘇曼殊,他的絕句,在民國以後芸芸詩人中,很少人能及。其造詣可直追清中葉的黃仲則,境遇之慘,亦不稍遜;還有相同之處,大家短命。蘇僅享年三十五歲,和黃仲則大致相若。兩人也都傾慕李白,詩作深受李的影響,際遇和年壽卻不能和李相提並論,幾可說潦倒一生;但在他們短短的生命裡,留下的作品,和他們淒涼的身世,同樣教人驚異和嗟嘆!

        蘇曼殊是近代詩人中最富語言天才的人,可說無人可及,他精通日文、英文、西班牙文甚至梵文。在他短短而坎坷的生命中,他的譯作質量之好,亦無人可及;這不是天才又是什麼呢?由於他是一位詩人,以詩譯詩很多;他最崇拜拜倫(LORD RYRON),譯拜倫的詩作也最多。蘇曾譽「拜倫猶中土李白,天才也。」那麼,我認為:中國近代的拜倫,正是蘇曼殊了。這個結論,絕不是「信口雌黃」的過譽,是有所本的,他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;不但同是天才,而且都不能活過三十五歲;大家都不在出生國參加革命;拜倫去英國而居希臘,蘇曼殊去中國而居日本;同在飄零異域不必說了。還有一樁相類似的事,拜倫有一位「雅典女郎」,蘇有「調箏人」。兩人心中都有一位說不出口的夢中情人,拜倫在「留別雅典女郎」的詩作中,情深款款;和蘇曼殊有幾首為「調箏人」所寫的詩作,也教人迴腸輾轉:「乍聲驪歌似有情,危絃遠道客魂驚,何心描畫閒金粉,枯木寒山滿故城。」「送君歸去海潮生,點染生娟好贈行,五里徘徊仍遠別,未應辛苦為調箏。」這兩首已道出蘇曼殊對調箏人的感情,他又有一首寫「為調箏人繪像」:「收拾禪心侍鏡臺,沾泥殘絮有沉哀,湘弦灑遍相思淚,香火重生劫後灰。」這首詩似在隱道重逢的喜悅,然教人疑惑的,卻是中間兩句的哀傷經歷。蘇曼殊和「調箏人」絕不是單戀相思,他寫過好幾首「寄調箏人」,有一首很明顯寫出:「偷嘗天女脣中露,幾度臨風拭淚痕,日日思卿令人老,孤窗無那正黃昏。」這一段感情,大概因蘇的躇躕,沒有結果,落得悔恨交集:「九年面壁成空相,持錫歸來悔晤卿,我本負人今已矣,任他人作樂中箏。」因此,他的創痕永難癒合,在本事詩有「春水難量舊恨盈」、「孤憤酸情欲語誰」到「還卿一缽無情淚,恨不相逢未鬀時!

         蘇曼殊對「調箏人」的深情,很教人感動,是他一生最用情的對象。此外,我們還在他的身世和詩作裡,也發現還有別的寄情人,包括有婚盟,而對象的父母嫌他窮而悔約的異性,都賺過蘇曼殊許多眼淚;他是個癡情者應無疑。

        蘇曼殊雖重情,但性格曠達,鬀度歸依佛門後,還是不稍改,胡韞玉在「曼珠文鈔序」說他「不能作佛事,善文藝,尤工繪畫。性善啖,得錢即沾食,錢盡則堅臥不起。嘗以所鑲金牙敲下,易糖食之,號曰糖僧。」蘇好食,由此可知。柳亞子在「曼殊新傳」描寫他不顧死活的吃,令人絕倒:「一日飲冰五公斤,比晚不能動,人以為死,視之猶有氣,明日復飲冰如故。以是恆得漏泄疾,旋愈旋作。」柳在另一篇序文中又提到他好食:「日食摩爾登糖三袋,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。余嘗以苧頭餅二十枚餉之,一夕都盡,明日腹痛不能起。」這種拚命式的吃,大概和短命大有關係。他又好食呂宋雪茄煙:「偶囊中金盡,無所得資,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持以易煙。」則蘇的金牙不只敲下易食,也敲下易煙了。

        柳亞子說他「絕口弗談政治,獨其悲天憫人之懷,流露於不自覺。」大概絕口不談政治,是他做了佛門子弟的避忌,實則他悲天憫人,那會袖手而不動心呢?他為秋瑾寫遺詩序,和革命黨人陳士英、章炳麟、劉師培等人遊,又為黨人寫「討袁宣言」,實質上是參加了革命。

蘇有強烈的愛國情,和當時中國飽受列強的侵略大有關係,他最看不起洋奴,他聽到香港要建立維多利亞紀念碑,當地廣東人捐款數十萬,他立即寫了一篇「嗚呼廣東人」,由於他自認廣東人而罵,才能毫不顧忌的痛快,每罵一句,必先用「我廣東人」,四字做起句,由廣東人而罵廣東人,大家還有什麼話可說呢?如「我廣東人的細嵬洋奴!」「我正告我廣東人曰:中國不亡則已,一亡必先我廣東了,我廣東不亡則已,一亡必亡在這班入歸化籍的賤人手裡。」他又罵道:「以商起家者,皆入日本籍以求保護,而誑騙欺虐吾同胞,東洋如此,西洋皆可想見。嗚呼,各國以商而亡人國,我國以商先亡己國!你看我中國尚可為嗎?」蘇是個徹頭徹尾的愛國者,一切假西洋鬼子,假東洋鬼子均在痛罵大罵之列。他看到廣東鄉人資助英人豎碑而痛罵;看到中國商人入日籍而大罵。幸虧他死在民國七年,如果他晚死幾年,看到中國人以俄為師,以史太林為爺爺的時代,又不知他會怎樣來表示他的憤慨了!

        其實,這一位具強烈愛國心的詩人,根據柳亞于的考証,他身體流著不是中國人的血液,「潮音跋」敘述蘇曼殊的家世,該跋乃曼殊手書者,史料可信已無疑問。該跋敘述曼殊之父為日本人宗郎,「不詳其姓,母河合氏」,「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,生玄瑛(曼殊原名)於江戶。玄瑛生數月而父歿,母子焭焭靡所依。會粵人蘇某商於日本,因歸焉。」可知曼殊姓蘇和自稱廣東人的原由。「居三年,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,走歸日本,玄瑛依假父獨留。」這是後來蘇曼殊到日本尋母下了註腳,也是他「身世有難言之恫」的原因吧!則蘇曼殊是生在日本的日本人,而又為長大於中國的中國人。蘇的一生沒有一句話說過他不是日本人;卻從來沒有一句話猶疑過自己是中國人。我們真以有這一位中國人為榮;站在中國人立場來說,蘇曼殊比一些身體流著中國人的血液而不認是中國人,我更感親切和愛慕。

艾青的詩和詩論的評析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三十年代所有享盛名的左傾詩人,到碩果僅存的艾青去世;他們對現代詩和社會的影響,終於可以做總結的研究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艾青生於一九一0年,原名蔣正涵,號海澄。艾青是其故鄉浙江金華縣鄉音海澄的諧音。其成名詩作:「大偃河─我的保母」,時年僅二十三歲,是早歲成名的詩人。其實艾青的學歷,只完成初中,那是一九二八年的十九歲,同年肄業於杭州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繪畫系,翌年便到法國習畫,隔了一年便回國了。大概由於日本侵佔瀋陽,他參加「世界反帝大同盟」。法國當時正是中國左傾留學生最活躍的地方,很多留學生都放棄學習的機會,被左翼留學生團體吸收,成為共產主義赤化中國的先鋒;艾青亦沒有例外。一九三二年開始寫詩,同年返國,即加入上海「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」可知。七月便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捕,至一九三五年出獄。一九三六年入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女子師範任教。半年後重到上海,自費出版第一本詩集「大偃河」。以後詩作不斷發表,出過幾本詩集,詩名大盛。一九三八年二十九歲,到山西「民族革命大學」任教,成了著名的左傾詩人了。一九四0年,艾青到過重慶,惟不久即化裝潛離抵延安,可知其到重慶是有任務了。在延安時期曾參加「延安文藝座談會」,毛澤東著名的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」,就是在會上發表的。這個講話,以後成為中共文藝工作者的工作方針:文藝應為工農兵服務。有些大陸作家認為這個講話、就是「作家頭上三把刀」。中共佔領華北,艾青擔任「華北文藝工作團」團長,從此離開延安。一九四九年中共佔領北平,艾青也隨即到達,參加全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會議,並為「人民文學」創刊的副主編。中共在華北勝利以至佔領整個大陸,艾青的詩作也隨著歌頌「新事物」,如「國旗」、「春姑娘」、「寶石的紅星」、「十月的紅牆」、「歡呼集」等詩作、詩集。文藝政策的文字也很多:「談中國畫的改造」、「文藝與政治」、「描寫新事物的成長」、「反對武訓奴才思想」等。可知艾青的文藝生命,已不再是自由心證下成長,是徹頭徹尾的根據毛澤東的文藝方針,做了傳聲筒了。誰知到了一九五八年,艾青還是被劃為右派分子,撤消一切職務,全家到北大荒去落戶勞改。不過,艾青為了表現改造。寫了不少歌頌改造的文字:「踏破荒原千里雪」、「哈瑪通河上的朝霞」(詩作)和「郭蘭英傳」、「蘇長福的故事」(歌頌勞改的故事)等。兩年後便摘去右派帽子。雖然帽子摘去,但自從戴上該帽子計起,又經歷文革十年,艾青的作品除歌功頌德外,幾乎看不出那些是他真正自由心證下的詩作。即使也算是詩,和過去的多產明顯有了很大的差距。前後歷十二年,到一九七九年傷痕文學的興起,也就是鄧小平復出以後,艾青才真正拾起詩筆,重新創作。但中共對作家總是下放心,包括鄧小平時代,利用寬待而過後收緊。左傾作家過去都大罵國民黨摧殘他們,但沒有一個作家在當時不是多產的。

        我國詩人在新文學運動中掙脫古典詩的桎梏,是自然而然的發展,正如四言衰而有楚騷;五言後有七言,絕詩後而有律詩、排律。詩發展到登峰造極而有詞。才情之士不甘於陳陳相印,自然別闢蹊徑,新文學提倡了白話文取代文言文;新詩取代古典詩是必然的。誰也不能阻擋。但如果說新詩比舊詩好;白話文體勝於文言文則不敢茍同。這正如說詞必佳於詩;律詩必勝於絕句一樣。好的就是好,不能說新的比舊的好是一樣道理。舉個例來說:我們說艾青的「大偃河」寫得很好,但不能說因為「大偃河」是新詩,它就比崔顥的律詩「黃鶴樓」的舊的為好。艾青在一九三一年(二十三歲)寫了「大偃河」,不要說他對新詩還在摸索中,連新文學運動的胡適之先生,他是提倡白話詩的先驅,也還稱自己的詩集做「嘗試集」,其未成熟是十分明顯的。新詩發展到現代,我們已不稱新詩而稱現代詩,現代詩經歷了「新詩」長時期的摸索,無論在技巧上、節奏和意境上,都有了進步。「大偃河」在當時也許是新詩中一首好詩,但放在今天好的現代詩作裡,就變得稚嫩生澀多了。以艾青的學歷而年只二十三,已經很不錯了。

        艾青的詩作,自承是散文形式的,也的確是如此。如果將艾青的詩作每一行順著下來,散文的味道多於詩。如果艾青僅止於早期的作品,正是成長過程的表現,那個詩人沒有成長的過程?可是,艾青以後的作品也是很少變化;這是令我們很難想像的事。正如我們不會相信:齊白石青年時代的木匠作品,和晚年時代的巨匠作品還是一樣的不可思議。如果還是一樣的稚嫩生澀,齊白石定是浪得虛名;艾青的作品亦應作如是觀。

        「不虞之譽,有甚於譭。」盛名之累,每使人囿於自己建立的風格,不可意思甚至不敢以今日之我,否定昨日之我。是藝術家不敢超越自己的原因。梁寒操的行草享盛名,由於盛名過早,又享盛譽,成為他獨特的風格,惟以書道而論,梁的字無一可取,離經叛道。梁是博學多才的大學問家,不會不知其書之敗筆所在,是困於現狀最好的說明。艾青之病亦在此。如果我們細談艾青的詩論,無一不以其詩作互相矛盾,正好說明:「不是一些合乎文法的句子,不是報紙上的時論與通訊。」但艾青的詩作,正有這些毛病:「我心裡充滿感激,從床上起來,打開已關了一個冬季的窗門,讓你把金絲織的明麗檯布,鋪展在我臨窗的桌子上。於是,我驚喜地看見你,這樣真實,不容許懷疑,你站立在對面的山巔,而且笑得那麼明朗。」(給太陽)這不是合乎散文文法嗎?那裡像詩?不像「通訊」嗎?他的詩論又有:「一首詩必須具有一種造型美;一首詩是一個心靈活的雕塑。」這都是內行人語。再看看以上的詩,不正是背道而馳嗎?他的詩論主張:「用詩來代替論文或紀事文是不能勝任的。」很好,但詩同樣也不是散文,更不能像他的詩作(如上)紀事。他又說:「詩是語言藝術,語言是詩的原素。」艾青的詩作不注重節奏,語言合於文法而欠鏗鏘。他是個四平八穩的老船夫,不是踏浪凌虛、思入風雲的詩人。他反對「從自然取得語言豐富的變化。不要被那些腐朽的格調壓碎我們鮮活的形象。」而他的詩作正是如此。

        艾青也有對詩錯誤的見解,才是他的詩作無法自立崖岸的障礙,如「盡可能地用口語寫,盡可能地做到『深入淺出』」詩的言語是口語嗎?下里巴人語能深入淺出嗎?和他的「詩是藝術的語言」不是自相矛盾嗎?「詩人必須首先是美好的散文家。」但詩不是散文,兩者不能合而為一的。他又說:「一定的形色包含一定的內容。」這是詩的框框,好的詩不須要框框的。他說:「詩的旋律,就是生活的旋律,詩的音節,就是生活的拍節。」我們知道什麼是詩的旋律和音節,但是什麼是生活的旋律和拍節?我們又用什麼方法,使詩與這些界定不明的抽象意念相結合?「節奏與旋律是感情與理性之間的調節。」這種邏輯真是玄之又玄。「苦難比幸福更美。」誰說的?除非詩人已成地藏菩薩。「悲劇使人的情感聖潔化。」誰也不敢說有這種能耐,悲劇使人傷感倒真實些。艾青提倡新詩要明朗:但詩論每多這種玄虛之說,很難令人信服。也許故弄玄虛,正是膚淺的表象吧!(1995年四月)

 

仰止宜樓張紉詩

 

        香港詩人輩出,以上一個世紀而論,其成就絕不遜於臺灣。緣自一九四九年世變,名士乘桴浮海者多,不是到臺灣,就是駐足香港。港中詩人如陳湛銓、熊潤桐、易君左、鄭水心、蘇文擢、潘新安、潘小磐、余少颿、吳天任、傅靜盦等,不但詩名籍甚,且亦多學術界中人。

         然萬綠叢中一點紅,出於金線之手,其不讓鬚眉者,唯張紉詩女史也。女史才情洋溢,港中名士,每為之斂首低眉。我與乃弟張江美為忘年交,得讀女史詠牡丹百首,嘗嘆曰:近世吾國女性才華,竟集嶺南張紉詩一身!後聞嬪於蔡念因先生,兩情鶼鰈,可以為祝。惜不久竟以逝聞。余嗟嘆良久。緣以俗務蝟集,竟慳於一面。清照飄泊,淑真斷腸,造物吝其所遇,若天假之以十年,其成就當遠超於此。

        我未及見此奇女子,又豈料所及。女史方逝世不久,其誼姊孫芳女史,攜其遺作及江美先生裁答和章見贈。一九九九年十月間,蔡念因先生以八秩晉六,函索詩稿付梓。因成一律奉賀:「牡丹百首付詩筒,誰敢風華論雌雄;定卜他生重續約,方知今世獨憐公;才人去後長相憶,嵩壽宴歸未了夢;仰止宜樓依舊在,幾番雲彩夕陽紅。」翌歲元月間,蔡公託談雲璈大姊親交壽冊來謝。

        余恨不能見古人,亦恨古人不見我。能見之人,不可因循而誤。緣世事多變,人事亦難料。「人生恨事何能免!」盡了人事才無憾恨。讀萬卷書不難;行萬里未必易。縱有此心,還要機緣、體力等條件的配合。能旅遊便旅遊。天地萬物皆備於我,何獨自困而成恨?

        張紉詩去世多年,蔡念因先生才在南加州以八六壽誕而招待親友;壽冊中有與德配夫人小字瑞珍合照,還由張紉詩胞弟張江美兄題上「同諧到老」四字,此中訊息:張紉詩嬪於蔡翁時,蔡翁的正室仍在;張與正室能和睦相處;否則張江美不會如此尊崇題贈的。蔡翁之擁有張紉詩,真不知幾生修到。然蔡之得張,曾築「宜樓」,供張紉詩起居及吟詠之所,可惜天不假年,此一代才人,竟不久便返道山。香港詩壇少了張紉詩,真像牡丹叢中,少了一朵鮮艷的花魁,綠葉雖好,畢竟無艷可賞了。我們追念一代才人,特別從傅靜庵編的《網珠集》所選的三首供欣賞。

       「月洗高桐夜漸深,閒園無夢到如今,文章誤出金針手,燈火何知碧海心。盛世百年生不遇,橫流遍地卻相尋,近城歌館如趨蟻,獨掩山樓北牖吟。」(秋思)李義山有句:「嫦娥應悔偷靈藥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」則「宜樓」主人之「碧海心」何屬!「生不遇」之憾又指甚麼?真欲起才人一問。

      「紅塵不到半山居,浩浩天風任吸噓,僧運斧斤除路筍,人歸藍茝得江魚。無名高樹垂蘿線,出石長蟲走篆書。如許波光排綠闥,門前何必種芙蕖。」

     「土牆東下有人家,滑綠苔枝欲著花。一水抱山朝日月,萬松激響動風沙。在塵心與雲歸岫,退院僧如吏散衙。十里嶺崎成熟路,詩書而外就桑麻。」(山居)

這大概就是「宜樓」的風景,建於港島半山區,背山面海,在高樹蘿藤的環繞間,聽萬松風響,雲迷霞遮的幽居中讀書吟詠,總算是彼蒼撫慰才人不遇的報還吧!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639


詞說詩談真獨步──葉嘉瑩介評

 

        同文梁麗芳女史在此中「談文」,提起師尊葉嘉瑩教授;使我寫完港中才人張紉詩,重讀葉教授的著作和搜集她近日訊息,經周來的準備工夫,繼仰止「宜樓」之後,對葉教授瘁力於海外傳薪,和她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成就作一簡介。

        張紉詩在詩詞的造詣與作品的繁富,成就之大,真可謂不遜鬚眉;她集畢生精神在詩詞的創作上,詩作之多,應在葉教授上;然論研究精到,在傳薪工作與學術上的成就,發前人所未發,影響之大,當非張紉詩可及;以路線不同,難作比較,祗能說各有成就,旗鼓相垺就是了。

       葉教授生於一九二四年,北平人;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,是蜚聲詞壇顧隨教授的高足;曾任教於臺北的北二女中、淡江文理學院。我在臺大讀書的時候,她已出為臺大文學院任「大一」國文教席。當時臺大文學院,遙承北大一脈的院長沈剛伯;教授陣容,可謂集兩岸文史耆宿與精英;特別中文系,如臺靜農、毛子水、屈萬里、董作賓、詩家戴君仁、詞家鄭騫、張敬,還有許多著名的經、子專家,真是人才集中,一時無兩。葉教授時年尚未及四十,即能廝身其間;除非有特別成就,是很難得到這批教授群不反對的。葉嘉瑩在北京輔仁大學也是戴君仁師的學生,戴師在南開教過當時已任臺大校長錢思亮,葉嘉瑩能執教上庠,或有此中消息;但葉的確有其超卓的造詣。

         這一代教出來的臺大學生,先後任教香港的港大、中大、或北美大學、或成著名的作家如金耀基、羅錦堂、逯耀東、白先勇、李敖、於梨華、陳若曦、葉維廉、

何秀煌、余玉書、林尚義等,都是當年出身臺大文學院的。以後,中文系為葉嘉瑩先後開科如詞選、詩選等,聲名鵲起,以後受聘到加拿大UBC大學任教,直至退休。

        葉教授在UBC大學東亞系任教,很得學生的愛戴,造就的人才也很多,梁女史對師尊的揄揚,亦可見其內心的傾慕。文中提及為古典詩開課,一脈傳承,亦概知「百年樹人」,為師的葉嘉瑩亦足堪慰,這僅是所知其中之一端而已。葉退休後,將退休金悉數捐給大陸「宋慶齡兒童基金會」,為教育中國下一代的宏襟偉抱,真值得我們敬佩。

        葉教授退休後,還是不忘故土,每年到大陸南開大學博士班擔任導師,又在溫哥華基督教嶺南長者學院開科,想來亦有七、八年了。前歲又和詞家學者繆鉞先生合著《靈谿詞說》一巨著,評論歷代詞家。去歲我在臺灣,購得此冊,葉教授對詞家的評論,計有:溫庭筠、韋莊、馮廷巳、李璟、李煜、晏殊、歐陽修、柳永、晏幾道、蘇軾、秦觀、周邦彥、陸游、辛棄疾、吳文英、王沂孫。鞭辟入微,其精到與發人所未發處,令讀者領悟彌深;對詞中意境與詞學之發揚,其影響當不在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之下;而她寫的詞,功力與評詞均屬一流。惟王國維寫的詞,與其一流的評詞,顯未一致,應屬憾事。也許個人所見,有眼力未及處,惟確是我的認定,非薄古人而厚今人也。

        葉教授的詞作不多;茲將其前期作品錄兩闋:《鷓鴣天》 (一九四四年作,時年二十一歲):「香印燒殘心字灰,蟬聲初斷雁聲悲。坐看白日愁依舊,小步秋林懶便回。  清夢遠,晚風微,戲拈螺黛點雙眉。階前種得黃花好,莫問秋情說向誰。」少女情懷,欲語還羞。葉教授青年才情,已溢然紙上了。

       《蝶戀花》(一九五二年,時年三十):「倚竹誰憐衫袖薄,鬥草尋春,芳事都閒卻。莫問新來哀與樂,眼前何事容斟酌。  雨重風多花易落,有限年華,無據年時約,待屏相思歸少作,背人剗地思量著。」三十年華,還沒有到中年,葉教授已提前有了哀樂中年的情緒, 才人思想早熟,古今應同一例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詞人貴情摯意真;上兩詞均表達了;《水龍吟》(一九七八年,當時已到了溫哥華):「滿林楓葉紅時,殊鄉又值秋光晚。征鴻過盡,暮煙沉處,憑高懷遠。半世天涯,死生離別,蓮飄梗斷。念燕都臺嶠,悲歡舊夢,韶華逝,如馳電。  一水盈盈清淺,向人間做成銀漢。鬩牆兄弟,難縫尺布,古今同嘆,血裔千年,親朋兩地,忍教分散。待恩仇泯沒,同心共舉,把長橋建。」「燕都臺嶠」,顯然意指兩岸,臺灣海峽,也不過盈盈一水之隔,卻像天河難渡,以致蓬飄梗斷的死生離別。

         詞人在深秋紅葉的懷人時節,異鄉情緒湧上心頭,寫得跌宕迴環,餘音嫋嫋,真是古今同嘆。近世寫兩岸情懷和對未來的憧憬,不以黨同伐異,非楊即墨之中,極盡詞人蘊藉婉約,此詞應屬首選。

        葉教授不但在詞學、詞作表現得才高功深;在詩學詩作同樣不群。所著的《迦陵談詩》上下兩冊,對詩學的研究和對歷代名詩的賞析,亦教人耳目一新。如從「中國詩體之演進」對歷代之詩人,詩作的賞析,使讀者容易進入詩國的殿堂,不但看到栩栩如生的詩人面貌,也能了解詩人的精魂所在。又在詩的演變過程中,對現代提出精采的理論根據,點出現代詩應走的方向。

        葉教授對中國詩的承先啟後,這種貢獻尤為重要。

       《迦陵談詩》真是篇篇可讀,其真知卓識,得力於治學精勤、博覽而深思。在諸多論述中,其「說杜甫贈李白一首」,分析此詩為李白一生寫照,雖然蔣弱六在《杜詩鏡銓》已有短評,但終未點到關要處。葉教授之評析,才令人有豁然而悟。這種評析,真使李、杜無憾。惜在這些短篇,無法一一為讀者介紹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葉教授的詩作亦不多,這裹就介紹其近年(二零零四)新作七言絕句四首︰

「曾吟詩句仰陶公,穆穆良朝此意同。悠想清沂當日樂,故應千載溯遺風。」

(葉自註:淵明「時運」詩有「穆穆良朝」及「悠想清沂」句。)

「嬌花色美不知名,細鼠無憂自在行。更喜新枝生腐幹,還從幽境悟枯榮。」

「逝水流年四十春,空灘覓貝憶前塵。依然未脫羈塵在,枉說餘生伴海雲。」

「靈臺妙悟許誰知,色鏡空花總是癡。翻喜相機通此意,不曾留影但留詩。」

(葉自註:膠卷有誤而報廢)

        臺大文學院設在校總區,從堡壘式的校門進入,便是椰林大道,遍植高高的棕櫚樹,迎風招展,又似揖讓而進,揮手送別;杜鵑叢中又開幾朵微笑,這個幽雅的讀書環境,雖在「克難時期」,師生情洽,學風優良,真教我們懷念這個環境和時代。葉教授樸素頎長的身影、端莊的容貌,雖然我沒有上過她的課,仍鮮活的在記憶中。

         這些年來,讀到好幾本她寫的書,和一些文學院的學長次第傳真來的近作與訊息,益增景慕;當年沒有去旁聽她的課,未免也有點遺憾的感覺了。   2006313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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